我进门的时候，婆婆正背对着我站在主卧衣柜前。 她一只手把什么东西往怀里塞，另一只手慌忙去推柜门。 柜门没关严，一只铁皮饼干桶从柜子里滚出来，砸在地板上，哐当一声，像是砸在我心口上。 那是装着我妈金饰的桶。 婆婆转过身，嘴唇抖了好几下，一个字没说出来。 我看着她，又看了眼她怀里露出一截的红绸布边角，什么也没说，慢慢退了出去。退到门口，我顿了一下，问了她一句：“妈，午饭吃了吗？” 那天晚上，我发了一条短信给徐建军：“你妈拿了我妈的金饰。” 他没回。 第二天，金店老板的电话打来了。 再后来，我终其一生都忘不掉那个下午，她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连人带椅子瘫倒在桌子底下，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枯树。 01 我妈去世那天，是个阴天。 医院走廊里光线昏黄，她抓着我的手，指甲掐进我肉里，嘴里含含糊糊地交代：“衣柜底下……樟木匣子……留给你。”我以为她说的是糊涂话，随口应了声好。 母亲走后第三天，我回娘家收拾遗物。 老屋里的旧衣服、旧被子、锅碗瓢盆，一样样翻过去，心里像堵着一块化不开的石头。 翻到衣柜最底层时，果然摸到一只樟木匣子。 匣子不大，枣红色，边角磨得发亮。打开来，里面用红布铺底，静静躺着一套金饰，一对镯子、一条链子、一对耳环。 手镯拿起来沉甸甸的，内壁刻了四个字，平安喜乐。 底下还压着一张泛黄的票据，袁记金铺，抬头清晰，上面用钢笔写着我妈的名字：吕玉莹。 日期是三十年前。 我在那个空荡荡的屋里坐了很久。 窗外的雨下下停停，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。 我把票据和首饰放回匣子，又把匣子搁进包里，坐了最后一班车回城里的家。 公婆早年丧夫，徐玉梅一个人拉扯大两个儿子。 我是五年前嫁进徐家的，徐建军在物流公司当调度，活不算轻松，好在人老实本分。 那套房子是老式的两室一厅，徐玉梅住在朝南那间，我们两口子住在朝北那间。 地方不大，一直也就这么凑合着住。 回到家时，徐玉梅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她见我进门，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樟木匣子上，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 “我妈的遗物。”我把匣子放在茶几上，掀开盖子给她看了一眼，“一套金首饰，当年我爸给她打的。” 徐玉梅身子往前探了探，目光在那对镯子上停留了几秒。 她伸手想摸一下，手伸到半空又缩了回去，嘴里啧啧两声：“这得有几十克吧？手工打的吧？” “嗯。”我把匣子合上。 “你妈留给你做嫁妆的？” “算是念想吧。” 徐玉梅没再说什么。 晚饭时她给徐建军盛了一碗汤，话题绕了一圈，又绕回那套金饰上：“小薇她妈留下的那套东西，我问过，按现在的金价算，少说也值好几万。” 徐建军扒了一口饭：“那是她妈留给她的，你惦记个啥。” 徐玉梅瞥了他一眼，没接话，低头喝自己的汤。 饭后我回了卧室，把樟木匣放进衣柜最底层，翻出一把旧锁头，把柜门锁了起来。 我在屋里坐了一会儿，听见客厅里传来电视机的声音。 那个频道播的是戏曲，咿咿呀呀的，一直唱到半夜才停。 第二天上班前，我蹲在衣柜前发了条呆，又把匣子拿了出来，用一件旧毛衣裹上，塞回柜子里。 想了想，还是不放心，把匣子里的票据抽出来，翻出手机拍了照，正反面都拍了。 然后我把票据放回匣子，锁上柜门，去上班了。 那年我三十四岁，从来没想过，这套首饰会在一场订婚宴上闹出那么大的事。 02 徐永康的女朋友，是春天带回来的。 那姑娘叫薛雅欣，26岁，在城西一家超市做收银员，人长得白净，说话也温温柔柔的。 头一回上门那天，徐玉梅高兴得不得了，提前两天就开始收拾屋子，买了排骨、鱼、大虾，又特地去楼下理发店烫了个头。 我和徐建军在厨房里择菜。徐建军看了眼客厅里的两个人，压着嗓子跟我说：“永康要是能把这事定下来，咱妈心里的石头也算落地了。” “你弟今年多大了？” “二十八，不小了。” 我嗯了一声，把一把韭菜根上的泥在水龙头底下冲掉。 外头传来薛雅欣轻声细语的笑，还有徐永康带点得意的声音：“我家里大哥大嫂都住一块儿，房子虽然旧点，但地段好，以后结了婚也不愁啥。” 徐玉梅在一边连声附和，说小儿子争气，女朋友好看，家里再帮衬帮衬，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。 我听着这些话，手里的韭菜在水里泡着，没接茬。 徐建军看了我一眼，也闷头切肉。 那顿饭吃得热闹。 薛雅欣嘴甜，妈长妈短地叫，把徐玉梅叫得眉眼都是笑。 徐玉梅说到订婚的事，说请了徐永康的几个叔叔婶婶，定了下个月初三。 话音没落，薛雅欣的手机响了。 她看了眼屏幕，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接。 隔着玻璃门，能听见她低声说了几句，最后收了线回来，脸上带着点为难：“我妈说……她想见见阿姨，商量商量订婚礼的事。” 徐玉梅笑着一口应下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见见，好好商量。” 隔了一周，薛雅欣的母亲许来娣来了。 那是个五十多岁、身板笔直的女人，进来先扫了一眼家里的陈设，目光在有些脱皮的墙角和旧沙发上各停留了一瞬，然后笑着说房子挺旧的，听说你俩都在厂里上班，日子不易啊。 徐玉梅客客气气地倒了茶，张罗了一桌子菜。